第763章 乡贤之患（1/3）

当胖鸽子冲进了公房内，苏泽正在读信。

胖鸽子落在苏泽的椅背上，不满地昂着头，发出咕咕咕的声音。

苏泽连忙说道：「这是安南的公文。」

听到苏泽的解释，胖鸽子依然有些不满，伸出两根爪子，意思显而易见，要精神补偿费！

苏泽也是一阵无语。

怎麽自己好好的收信，反而像是出轨的丈夫一样，还要向这厮解释？

还被这厮讹上了！

苏泽只好打开抽屉，拿出七个粮袋，胖鸽子这才满意地伸出爪子。

苏泽从信笼中取出张元忭的来信。

读完信，苏泽脸色有些奇怪。

这方世界被自己魔改得越来越奇怪了，怎麽连乡村建设学派都搞出来了？

乡村建设学派，是前世民国时期，由着名民主人士梁漱溟创立的一个政治派别。

该派主张通过乡村建设运动实现民族自救：通过改造农村结构，重建传统秩序：来解决当时积贫积弱的问题。

但是仔细一想，好像这个派别也没有什麽特别先进的理论，并没有对土地这个农村最重要的生产资料进行变革，主要提倡的还是传统秩序，只不过运用了新的组织动员方式，采用农民互助和技术下乡来解决乡村问题。

这样出现在大明朝，似乎也不那麽奇怪了。

这个派别，最後在抗战爆发後失去了生存的土壤，最终失败。

不过这一套放在如今的大明朝，其实还是比较先进的。

长期以来，大明存在一个问题，治权难以下乡。

这一点，就算是苏泽开吏科试，给县衙增加吏员，也没办法解决。

可以说，除了京畿地区在乡村设置了联防队，使得将司法治安权力延伸到了乡村外，大明其他广大的农村地区，依然是传统的乡贤治理模式。

甚至大明这种乡贤治理模式，早已不是宋明理学初期「德化乡里」的理想图景，而是演化成了一种高度保守固化的高压统治。

各地乡贤把持着田亩清丈、税粮徵收、丁役摊派的实际执行权。

县衙虽然掌握了名义上的权力，但田亩流转、隐田诡寄的实情，只有乡贤主导的「册书」「里老」清楚。

他们通过「飞洒」「诡寄」将税负转嫁给小户，自身田产却往往隐匿不报。

这也是张居正以前执着於一条鞭法，现在执着於建立新黄册的原因。

司法上，民间纠纷多由乡贤「调解」，除非命盗重案，县衙极少介入。

这一点虽然在李一元主导的司法改革中有所缓解，但是对於一些偏僻乡村，乡贤主导司法的情况还是难以改变。

这实质是将国家最重要的徵税权与司法权部分私有化，形成「皇权不下县，县下唯乡贤」的格局。

以上是乡贤对於国家权力的侵夺，而更糟糕的是乡贤对乡村产业的抑制。

乡贤的经济基础是土地。

他们通过地租、高利贷捆绑佃农和自耕农，使大量劳动力与资本被禁锢在土地上。

比如张元忭在信中也调查过，这次四川织锦业的危机，其作坊主原本多是小乡绅或富户，虽也算乡贤体系的边缘，但新技术冲击下他们破产。

但是掌握土地的大乡贤，也就是乡村的实际统治者，却并不会救助这些「工贾末业」，反而可能趁机吞并其资产。

因为对於这些乡贤来说，地租和高利贷才是他们最简单的盈利方式，乡贤本身治理乡村也就是靠这种方式，他们依靠宗族和帮闲来实行统治，也只能从事出租和放贷这种简单的模式，没有能力也没有意愿投入到新的工商业中。

这种乡贤体系不仅抑制产业发展，对实学体系也十分排斥。

乡贤的权力合法性，很大程度上来源於科举功名。

乡村私塾、族学的教育内容紧紧围绕科举，不会教授任何可能动摇「耕读传家」根本的工商知识。

这一点，就在苏泽推广小学後，依然难以瓦解。

这也出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。

因为新式小学的教育课程偏重於实学，在科举考试上反而竞争不过那些专攻科举的私塾族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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